2.地方—地方维度的横向型地方性这一类型是指此一地方与彼一地方相比较而存在的地方性[32]，即《立法法》官方释义所说的具有地方特色。
因此，如果说分立说构成学理阐述之基本模式的话，后两种学说则是立足于司法实践形成的演变形式。例如，江必新认为，行政合同是一种可以取代或补充行政决定的法律行为。
[88] 例如，在 2021 年发布的第一批行政协议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绍春诉重庆市綦江区新盛镇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复垦行政协议案的典型意义为：相对人在行政协议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形式上可能属于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之诉。协议优先原则仅适用于订立行政协议之后的阶段，亦可视之为并行禁止原则在此阶段的具体适用规则。因此，应在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之间作出更为清晰的界分，而不应使两种行为方式趋于混同。如此设置，片面突出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性，却忽视了其应有的协议性，不仅有违上述第27条的规定，亦不具备任何学理基础，亟待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典型的适用方式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经协商一致确定作出单方行为的具体条件，例如在约定条件达成后由行政机关作出建筑许可。
对于其他诸如订立、履行等过程阶段，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为行政行为。姜明安认为，删去具体二字后的行政行为基本上仍是原具体行政行为，但行政协议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因此当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仍然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具体行政行为加行政协议）。这种由行政机关制定并实施的、可以剥夺相关人员六个月至两年的人身自由的规范性文件是违反宪法与立法法的。
全体人民对宪法的广泛共识是宪法神圣与宪法信仰的社会基础。这种宪法宣誓就是公职人员将宪法价值借助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仪式而表达的确信情感的制度，通过庄严、肃穆的仪式，烘托出宪法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昭示宪法的至上权威。如果说，宪法监督是从外在力量施加于宪法实施的话，那么宪法教育就是从内在力量施予人们的内心与灵魂。[21]然而，正是仪式才能使群体诉诸行动，使群体集合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紧密。
[45]参见[日]播磨信义：《日本学生的宪法意识与宪法教育的任务》，康树华译，载《国外法学》1983年第1期。誓在汉语文化中是一种宣誓者向上天或神灵许下的诺言，不失言是自己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具有强烈的道德约束力。
古今中外，任何对神灵、对上帝的宣誓，都是在自己的内心铸就起一种不可改变的确信，如果违背自己的誓言，将会受到惩罚。宪法中所确立的每一种价值都是经过了人民的慎思选择而达成共识的体现。[3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附件一。[10]涂尔干虽然描述的是有神论宗教，但对于无神论的宪法信仰同样适用。
宪法信仰属于一种世俗信仰，它不仅需要对宪法权利保障的深刻体验，而且更需要政府与社会对宪法好处的教育与宣传。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29]199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纲要》中指出唱国歌是公民表达爱国情感的一种神圣行为。[14]《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不得交语、击节、走动或者鼓掌，不得接打电话或者从事其他无关行为。[50]参见浦增元：《论宪法宣传教育与宪法实施》，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
2017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国歌法》第7条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因此，201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通过调研论证，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卢梭指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通过国家立法对国歌的奏唱场合、奏唱礼仪和宣传教育等进行规范，对于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增强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维护国家尊严，提升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具有重大意义。诺言背后所支撑的是一个人内心不可动摇的信仰。仪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一种符号化、形式化，而是通过仪式使自身秩序化，人藉由仪式所带来的庄严神圣情感，给自己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19]事实上，在美国的早期，正是由于宪法是国家追求民主、平等主义与物质文明的象征而受到公民的尊敬。俄罗斯的三色旗，白色象征着真理，蓝色代表了纯洁与忠诚，红色则是美好和勇敢的标志。
从1982年4月26日至6月24日，宪法修改秘书处就收到人民群众对宪法修改草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来信1538封。[5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上述各种宪法仪式构成了宪法信仰的外在要件，宪法仪式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只是当作外在的仪式和单纯的法令，那么宪法信仰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我国《国旗法》第13条则专门规定了升挂国旗的仪式：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或者唱国歌。
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历时4个月，全国有数亿人参加，仅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三、宪法信仰的生成与宪法实施宪法信仰的生成，除了具有信仰者内在的确信情感与外在的仪式表达外，还与宪法作为法规范在现实社会中实施的深度与广度具有密切的联系。
[25]因此，宪法宣誓仪式，将内心深处所体验的价值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以虔诚般的宣誓表达出来，从而唤起了对宪法的强烈的、崇高的信仰情感，这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激起了对宪法崇拜的灵魂确信，尤其是集体性宣誓，更凝聚了一种集体的共同理想，正如涂尔干所说，他们正是将这种集体理想具体实施的化身。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侵害公民权利的具体国家行为通过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救济程序获得了制度性保障。只有通过不断、持续地宪法教育，才能渐渐将宪法意识与宪法精神铭刻于公民的心中，公民慢慢树立起对宪法的信仰。 摘要: 使人民信仰宪法的内在要素在于宪法自身所蕴涵的神圣价值以及这一价值所体现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情感、社会共识与共同利益。
自宪法诞生后，所有有关人的尊严与权利不是写入道德性或宗教性文件之中，而是载入宪法之中，因为人们知道，不是上帝或人格化的神能够保护现世中的个人尊严与权利自由，而唯有宪法才能保障，上帝只负责人的今生，宪法才负责人的现世。我国《宪法》第141条规定了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同时，我国《国旗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宪法，还是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宪法，都将人的尊严与自由权利作了确认与宣载，这种尊严与自由权利，对于自然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有学者明确指出：宪法信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公民对宪法的信仰。（6）宣誓人步入主席台并站立在宣誓台前，左手按抚宣誓台上的《宪法》，右手握拳并举起至耳旁，然后面向全体代表诵读宣誓誓词。
[3]在世界宪法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宪法文件均宣称人的权利具有神圣性，譬如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宣称：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皆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不可让与的权利。[46]参见[日]永井宪一：《日本宪法与战后教育》，周波译，载《国外法学》1983年第2期。中国的五星红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红色象征革命，黄色星表示中华民族为黄色人种，每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表示人民对党的向心之意，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浦增元先生认为：宪法宣传教育与宪法实施的关系十分密切。
[48]参见陈桓：《教育工作者应以实际行动来保证宪法的实施》，载《人民教育》1954年第8期。因此，只有真正实施和推进宪法审查或合宪性审查，并激活宪法文本上的权利条款，人民才有可能树立起对宪法的信奉乃至信仰的情感，毕竟，作为没有上帝的宗教的世俗信仰特别需要信仰者对某种神圣事物具有深刻的信念与体验，这种体验就是以其基本权利能否得以保障为载体。
[26]也有学者认为：国旗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它象征着统一国家，以及对中央政权的皈依，宣示着政治理念与理想。[4][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后是否获得永生的幸福与快乐，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历过，因为人类从来就没有死后又复活重生的切身体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有神论宗教不过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人民的鸦片，是被压迫者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则主张把宪法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纵向上打通各学段，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形成义务教育、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全面覆盖、有机衔接的学校法治教育体系。
